23岁考中进士的张居正，为啥紧张忧愁？只因这残酷现实

在嘉靖二十六年, 也就是 1547 年的春天, 张居正考中了进士, 那时他还没有度过 23 岁的生日。可是, 和同科进士表现出的放松以及喜悦不一样, 张居正呈现出的是紧张并且忧愁的状态。

在他眼里，此科只考了二甲第九名，离梦想中的状元还有差距。

明清之际, 新科进士产生后, 除去状元、榜眼、探花会被径直授予翰林官员外, 其余的进士全部听从吏部的安排, 参与“进士听选”。

所谓进士听选, 是吏部依据进士们的成绩以及名次, 联系朝廷所缺职位, 来对他们予以相应官职任命的行为。通常状况下, 进士里二甲的那些人, 能够在朝廷中被授予主事官职, 在朝廷外被授予知州职务；而中三甲的人呢, 则在朝廷内被授予评事、中书、行人这些官职, 在朝廷外被授予推官、知县这些职务。

然而, 朝廷一直以来存在着“僧多粥少”的状况, 吏部所保留的供新科进士入职的中央岗位数量也极其有限。为了能够展现官职分配的公平特性, 吏部一般会依据实际情形, 每隔两个月按照不同批次安排进士开始工作。可是, 这样子依旧不足以解决岗位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于是, 存在着进士听选这一情形之外, 朝廷另外开设了“进士朝考”这样一种路径, 准许新科进士参与进行考试这一行为, 从而能够持续深入学习, 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 等待三年之后散馆, 接着按照实习所取得的成绩来裁定是否留住岗位或者前往别的岗位。

张居正发愁的，正是自己能否成为翰林院庶吉士的大事。

自首开明朝之业起 , “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这一情形 , 已然成为朝廷内外所共同达成的一种认知。可是呢 , 大多数自投身于科举之举开始的进士 , 便逐渐养成了一种只专注于圣贤书籍 , 而对窗外之事全然不闻不问的习性。如此做法所带来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 , 那就是这些进士们虽然在文词方面具备一定能力 , 然而一旦到着手进行为官理政这一事务时 , 就会陷入两眼一抹黑的状况 , 能够凭借自身所学去妥善处理实际事务的人是相当少的。

由于这样的情况, 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1385年那次会试之后, 朝廷打算在原本考中进士就授予官职的基础之上, 去改进科举选取人才的办法。殿试结束以后, 明太祖朱元璋就下达命令说: “提拔一甲进士丁显等担任翰林院修撰, 二甲马京等担任编修, 吴文担任检讨。”进士进入翰林, 从这时候开始了。对于其他上榜的进士, 朱元璋“让他们在各个部门去观察政务”, 并且准许他们进入翰林院、承敕监、六科等天子身边的近侍衙门去办公, 把他们称作“庶吉士”。

明太祖朱元璋。图源：网络

庶吉士设立的最初目的, 是要让刚考中的进士彻底改变成为擅长文学和政事的官员。到了永乐年间, 伴随内阁制度的确立以及发展, 庶吉士们就变成了皇帝使用起来极为顺手的参与政务并提供咨询的人士。于是, “不是进士就不能进入翰林院, 不是翰林就不能进入内阁”，最终成为明朝官场的铁定规则。

明代时, 庶吉士属于通往阁臣高位的捷径, 因此, 它的选拔考试, 比过去进士们参加的任何一场科举考试, 都要严格。

秉承“一次开科, 一次选用”原则的庶吉士考选, 只要其人考中便进入备选。但是, 所有想要选为庶吉士的进士, 得在一个月内把平日所做的论、策、诗、赋等不少于十五篇呈交给礼部。礼部审阅完毕后, 编号糊名封送到翰林院。接着, 翰林院依据这些文稿的辞藻文理来打分、排次, 以排在前二十名的为标准行列, 列入备选名单。随后, 翰林院把结果呈递给内阁, 由阁臣带着进士试卷, 将进士召集集中在东阁进行会考, 只有“试卷跟所投之文相称”的人, 方可入选。

庶吉士选拔时, 除朝考成绩外, 年龄是相当重要指标, 据《皇明贡举考·纪略》记载, 即凡考选庶吉士, 存在间科一选情况, 有的限年三十五岁以下, 有的不限年，《国朝典汇》记载, 嘉靖十一年十月, 上命李时等对新进士中未选且年三十以下者, 悉令就试, 取二十一人。

张居正成为进士之际, 其年龄未满23岁, 故而, 自然而然地没必要因年龄限制而过度担忧, 然而, 和他处于同一科考中的进士马一龙, 却险些被年龄给难住了。依据《嘉靖丁未科进士序齿录》记载, 马一龙在弘治十二年（1499）五月初三出生, 当他登科的时候, 已经49岁了。尽管他在殿试考核之中, 取得了三甲第29名的成绩, 符合庶吉士选拔的标准, 可是, 由于触碰了年龄红线, 差一点就受挫了。幸好朝廷发觉他才华出众, 写诗作文章都很在行, 在农学以及书法领域有着颇深的造诣, 觉得他要是入选庶吉士, 对于“储才”作为备选馆阁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才准予其破例“减年十岁”，入翰林院为庶吉士。

明朝著名农学家马一龙。图源：网络

那马一龙凭借“减年十岁”得以入选庶吉士, 这属于朝廷针对特殊人才所做出的一种破例情况, 然而当时的那些官员对于此事却依旧大多持有否定的态度。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高仪相比于张居正早一届考中举人, 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替代高拱成为礼部尚书还教习庶吉士。他在开阁授课的头一天, 就告诫在座的学生们, 如果日后处于高位, 千万不可以再开启类似这样的后门: “减年进入齿录, 嘉靖辛丑（1541 年）以前没有这种事情, 如今刚开始出现, 你们这些人一定要谨慎不要去做。”。

明朝时, 官员的俸禄都是按月进行发放的, 若没有特旨的情况下, 通常是不会给致仕官员任何退休补贴的。进士要是能在入仕之前完成“减年入齿”, 并且被官方记录在案, 如此一来, 如果那一名官员即便实际年龄已经超限了, 却依旧能够占据任官, 顺理成章地领取着俸禄。在实际利益的驱使之下, 高仪所说的话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 相反, 对于庶吉士们来说, 此后愈发厉害, “最终没有一个人听从先生所说的话, 导致齿录同年叙会出现很大的矛盾, 却安然处之不认为是不对的”。

在进士们还没有成为庶吉士以前, 可能会努力进行自我提升, 一旦顺利成为庶吉士, 这些人的关注重点立刻出现巨大的改变。

以张居正作为例子来讲, 自从被选拔成为庶吉士之后, 他就变得相较于之前更加忙碌起来了。他时常会自己感觉到需要“加班”, 将明朝各个方面的规章制度以及历朝历代执政时所产生的文件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仅仅是为了能够在各位庶吉士教习面前留下一个优良贤好的印象。

朝廷出于对人才重视的体现意味, 安排庶吉士教习一职多半由台阁重臣兼任, 这样做的结果导致, 庶吉士与那些阁臣两者所构成的关系, 除归结为主次排列为带有学生与老师性质的关系外, 并且, 为此还能获取达到锻炼以及能够施展自身行政能力的机会, 皆得以实现。

张居正进入翰林院任职的时候, 恰好碰到严嵩和夏言这两位在内阁中称得上“大佬”的人物相互争斗。那个时候, 为了消除掉蒙古人南下对大明进行侵扰所带来的隐患, 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向朝廷呈递了一份《请复河套疏》。曾铣所说的“河套”之地, 大概等同于现今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区域, 在那里向北的方向, 便是当年明武宗亲自带领军队出征与蒙古小王子展开对抗的战场。曾铣提出的这个提案, 引发了嘉靖帝的高度重视。

嘉靖他自己也有着想要于史书之上留下一番显著功绩的想法, 于是便下令让兵部和户部一同去拟定、筹划战争所需的预算。然而, 结果是兵部经过了一番细致的考量、琢磨之后, 给出了一个并不适宜展开战争的选择。如此一来, 面子上觉得过不去的嘉靖只能下达命令, 要求内阁和翰林院一起, 组织朝中大臣以及庶吉士这些人去分析、探讨收复河套地区可能存在的好处与弊端。

张居正。图源：网络

对于这件事, 内阁首辅夏言做出决定要坚决力挺曾铣, 主张去收复河套地区；而在地位上仅次于他的严嵩却把主要精力花在了收集对手的负面材料方面。夏言和严嵩二人的私下争斗, 进而使得内阁以及翰林院等众多官员马上选定自己的立场, 仅仅是为了拿自己的前途去冒险赌一次。只有张居正, 在这个时候既不参与朝廷的讨论, 又不急忙去选择支持哪一方, 而是把自己根据大明的规章制度还有舆图信息所罗列陈述的收复河套的建议, 呈递给了他的座师——当时担任内阁辅臣、礼部尚书同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徐阶。

徐阶对这个年轻人的举动, 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觉得他喜好学问且善于深入思考, 还沉稳庄重, 同时又不存在年轻应当有的那般心思不够灵动的情况, 并且保持着初入仕途时那种青涩认真的劲头。他开始留意张居正, 尝试把这种形式上的师生关系转变为更富实际意义的朋友关系。而对于张居正来讲, 能够得到徐阶“独具慧眼的赏识”, 就等于给自己未来的仕途铺好了道路, 这恰好是一个平凡的庶吉士所能够展现出的最大价值。

当然，庶吉士的这条路并不好走。

凭借惯例, 当庶吉士踏入翰林院之后, 在三年的时长以内, 除了要上好每一集“馆课”向外头, 还必须定期跑去参加“馆试”以及那“阁试”。馆试有点近似于现在大学里频繁举行的随堂小测验, 是由庶吉士的专任教习命题而出, 通常情况下是不会被计入那段时段终结时期末考核的范畴里头。阁试却要求庶吉士们奔赴内阁去参与统一组织的考试项目, 这次考试所取得的成绩将会直接被登记进档案之中, 进而作为三年期满之后散馆时官员任职期间的一项用来考量的分数项目哟”。

在这个期间, 要是存在庶吉士因为遭遇丁忧或者身患病症等这类个人状况, 继而需要终止馆课, 这样的话, 那他于翰林院进修的资格, 也极有可能会被预先剥夺。

永乐二年（1404）, 永乐朝礼部侍郎李时勉中进士后, 被选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然而, 他在翰林院听政不到两年, 家人因病离世。按照惯例, 他需向朝廷请假回家丁忧。那时, 明朝除允许庶吉士“每五日一休沐”外, 对在朝人士的事假、病假等未形成统一管理制度。所以, 像李时勉这种特殊情形, 朝廷给出的裁决是: “庶吉士服阕未经考校者, 量授科道或部属官, 毋再送读书。”。李时勉这样一来就没了在翰林院做进一步钻研学习的机会, 等他因家中丧事而守孝期满归来后, 朝廷安排他担任礼部主事, 使他正式进入朝廷, 去参与重新编撰《明太祖实录》。

明朝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图源：网络

虽说庶吉士于“请假”之后大多没办法再回到翰林院, 然而在明朝历经276年的那段历史当中, 却始终总是存在着例外情况。弘治朝里的进士孙绍先开创了这样的先例。

孙绍先跟明朝内阁首辅顾鼎臣是同榜, 然而, 他的成绩远远比不上后者, 在殿试阶段仅仅考了个三甲第118名。按照常规来讲, 像他这样的成绩, 要是依照进士听选, 说不定会被派到哪处偏僻的山区去当小推官呢。但孙绍先着实是个有能力的人, 他不但在庶吉士选拔当中崭露头角、顺利入选, 而且还摆脱了李时勉的命运, 服阕回朝之后继续留在翰林院学习工作——正德三年（1508）秋, 孙绍先“冀留翰林, 托其同年检讨段炅为言于大学士焦芳, 遂愿, 入院肄业, 后授翰林院检讨”。

这事众人都知道, 焦芳可不是一般的内阁首辅, 他可是和“阉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段炅作为他的党羽, 和孙绍先又有着相互往来、帮着请托复馆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这里面正德时代以刘瑾为头的那些掌控朝政的有权有势的宦官的干预自然是少不了的。所以说, 孙绍先请托的那件事，在当年那可真是格外特殊。打从他之后, 朝廷就又如从前一样恢复了“庶吉士服阕未经考校, 就不要再送去读书”这样的老规矩了。

直至万历二十六年, 也就是1598年, 鉴于朝官愈发稀缺, 大学士沈一贯、赵志皋等人于万历皇帝跟前提出, 要把这种对庶吉士正常授职造成破坏的特殊手段予以制度化, 从而形成一套全新的庶吉士起复培养机制。于是, 万历皇帝作出规定, “往后起送庶吉士, 不论丁忧、养病、给假, 只要是尚未散馆的, 都依照此例, 不得陆续题授, 需永远遵守”, 庶吉士因故而请假并不影响返回翰林院继续学习, 就这样成为了定制。

即便庶吉士的发展途径大部分朝着宰辅高位而去, 然而当了庶吉士, 并不意味着必然能够进入内阁, 进而成为对帝国政局乃至历史发展有着关键影响力的人物。

在庶吉士制度施行的五百多年间, 翰林院里的庶吉士当中, 存在着一群并非依照制度授予职务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有所关联, 因为得罪了掌握实权的人, 所以被提前剥夺了庶吉士的身份, 或者是在散馆之后遭到故意刁难, 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实际职务, 从而耽误了前程。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是清代士绅当中的杰出人物罗惇衍。

1835年, 也就是道光十五年, 来自广东顺德的罗惇衍, 和陕西泾阳才子张芾、云南昆明才子何桂清等, 一同在科考里中了进士, 并且入选为庶吉士。那个时候, 道光朝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穆彰阿, 权力倾轧朝野, 势力极为庞大。

官至两江总督的何桂清。图源：网络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极其看重师承关系, 在道光十五年的时候举办了恩科会试, 而穆彰阿正是此次会试的主考, 对于在该次科举考试中成为进士以及庶吉士的这些人, 穆彰阿心中多少有那么一些身为“座师”而产生的自豪感, 又因为张芾、何桂清、罗惇衍这三个人都是刚刚二十出头就荣耀地当上了庶吉士, 所以穆彰阿坚信年轻就意味着充满活力, 基于这种心态, 他对这三个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满心期待着能够把他们归入自己的门下, 从而为自己所用。

在面对穆彰阿所抛出的那所谓“橄榄枝”之时, 张芾、何桂清相当识时务, 很快就拜伏在了其门下, 还以门生的身份自居。仅仅只有罗惇衍这一个人, 其政治思想保守, 为官又端谨, 无论怎样都不肯去依附于穆彰阿。一直到了散馆的日子, 穆彰阿对罗惇衍心里存有芥蒂, 很难将其释怀。在外放实差的时候, 穆彰阿特意向朝廷讨要了一份圣旨, 声称罗惇衍“年纪尚且还轻, 不可以胜任, 着毋庸前往, 另派某去”, 从而让罗淳衍变成了清朝开国二百余年间, 唯一的一位在翰林院散馆之后没有获得授官的庶吉士。

不过，放在明清科举庶吉士散馆授职史中，罗惇衍还不是最惨的。

按照明清时候惯例, 那庶吉士散馆的时候通常不是授予外任官职的。能够得以进入翰林院去担任庶吉士这个职位, 那就等于在中央政府谋取到一份正规官职了。就算在散馆刚开始的时候, 庶吉士可能地位低微说话没分量,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肯定会在朝廷之中慢慢地崭露头角, 占到一份位置的。所以说, 对于庶吉士来讲, 他们在官场上的晋升道路大多是清楚且笔直的。

是否存在这样一部分庶吉士, 在对掌权之人有所得罪之后, 竟然在散馆之际被给予外职, 直接从中枢被剔除出去, 其情形与具有像普通流官那样的前途相类似。与严嵩同处于一科的庶吉士倪宗正, 在翰林院散馆的这段时间, 恰好遭遇大宦官刘瑾对朝政进行干涉的状况。倪宗正天性刚直, 对于朝中呈现出的混乱景象难以容忍, 于是便多说了几句诸如阉党扰乱政务、阉党给国家带来灾祸这类的话语, 结果就受到刘瑾的着重“留意”了——先是实施廷仗处置, 紧接着出任江苏太仓的知府, 此后接连被贬谪到多个地方, 最终在广东南雄知府这个官职上结束任职生涯。

比倪宗正更惨的，还有嘉靖五年（1526）丙戌科的庶吉士们。

彼时, 嘉靖帝, 正为尊奉自身亲生父母的, 那起“大礼议”事件, 忙得不可开交, 张璁、桂萼等一众新贵, 借着支持皇帝的这般举动, 得以快速获提拔, 进而成为帝国文官集团的核心。而在这之前, 张璁还仅仅是个庶吉士, 朝廷却如火箭般地将其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使其变身成为内阁成员, 这让他那自信心, 瞬间就膨胀起来。于是, 高升后的张璁跑去视察了翰林院, 颇有衣锦还乡的意味。

明朝内阁首辅张璁画像。图源：网络

然而, 在场的庶吉士们, 居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向他作揖, 致使他内心感到极为不适。等到这批庶吉士散馆的日子, 张璁竟然直接下达命令说”庶吉士都还带有孩子气, 没能力接受教导培育, 又不适合做科道, 只依照他们的科举名次来授官“最终, 该科庶吉士, 除了李元阳、王格、连鑛、张铎这四人被调往外地担任知县外, 其他所有人全都被剥夺了功名。由此可见, 庶吉士的命运变幻浮动, 有的时候也是特别考验他们跟朝臣之间政治平衡协调的智谋的。

据《大明会典》记载, 明朝的庶吉士, 其生活是清苦的, 然而, 每月在户部资助下, 能拿到属于他们的一份钱, 这份钱包括皂隶、纸扎、笔墨等费用, 并且, 在兵部资助下, 也能拿到相应的资助, 同样包括那些费用, 同时, 工部也会给予资助, 还有顺天府、光禄寺等衙门, 也都对此有所资助, 他们凭借这些资助, 能拿到属于他们的酒饭和灯油钱, 这些基本生活物资, 虽数量有限, 可也满足了他们“京漂”的日常所需。

然而对于那些家境贫困还要急需养家糊口的进士来说, 这些补助还是存在差距。在现实生存面前, 他们的理想是那样脆弱不堪。明史专家郭培贵做过统计, 明朝历时276年共产生24861位进士, 庶吉士人数为1421名, 占明代二、三甲进士总数5.84%。这一比例比明代进士占举人总数比例低了18个百分点。所以说, 庶吉士属于进士群体里极其罕见的少之又少的, 是机会难得可遇而不可求的。

当然了, 并非所有的进士都是鉴于生活所带来的逼迫从而去放弃庶吉士这个职位的。和张居正处于同一科举的王世贞，那可是属于一个特殊的例子呢。

公元1547年, 处于嘉靖二十六年, 王世贞参与春闱, 在会试里考得第八十二名, 之后, 他投身殿试, 于进士二甲中考得第八十名, 在此年, 他方才二十二岁, 年纪比张居正小，并且, 相比军户出生、家庭贫困的张居正, 王世贞属于官三代, 这时, 他的父亲王忬受皇帝信任有加, 在顺天府担任巡按, 负责掌管官员纪律察查。

明朝文坛领袖王世贞。图源：网络

已考中进士的王世贞, 其父亲王忬告诫道: “一个人在开始进入仕途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 即便名声与地位要靠自己去获取, 也不要在权贵之路上留下不好的行为痕迹。”王忬的本来意图, 是期望王世贞进入官场之后能够持续保有心之初衷, 成为一名好官员, 然而王世贞却觉得“士重始进”这种观点, 应当从当下这个时刻就开始践行。

馆选庶吉士, 明显算得上是对王世贞仕途发展而言最为适配的途径, 于是, 有旁人提议他前往拜会大学士夏言, 呈上自己所创作的文章 , 如此这般, 中选庶吉士的可能性便会高出很多，王世贞一经听闻 , 感觉这种不正当走捷径的行为 disobedient 了父亲交付的教导, 于是, 毅然决然地拒绝去求见夏言, 并且退出馆选, 踏上平凡进士理应去走的为官进阶之路。

此次抉择, 致使王世贞的仕途之途自此愈发曲折艰难。在经历治理青州、主政郧阳之后, 一直到步入晚年, 他方才被朝廷召回南京, 担任南京刑部尚书, 从而成为了一位职位颇高但权力并不重要的闲散官吏。

进入仕途的王世贞, 是带着道德洁癖进去的, 而在取得进士功名后, 还有人带着道德洁癖选择远离仕途。

士人被预设的人生路径是读书, 考得进士, 进而做官, 可并非所有人都会依此路径前行。恰似《红楼梦》里的贾敬, 奋力考中了进士，然而旋即就遁入佛门, 一心炼丹求道, 超脱于一切之外。

艺术源于生活，这种现象在明清两代便有真实的例子。

处于明代的曾任心学大师王阳明徒弟的岭南大儒薛侃, 于正德十二年即1517年的丁丑科成功登进士第, 之后他毅然弃进入仕途的机会不选, 而是决定回归家乡去照料母亲日常生活饮食及起居, 其中薛侃深受明代心学的影响, 他觉得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讲, 一旦能够考中进士其实就已然证明其在学术层面有了阶段性成果, 倘若靠此功名求而进入官场去为官, 只怕往后的日子就不能由自己来掌控一切, 从而会将钻研学术的极为难得宝贵时间白白给浪费, 所以, 于登进士第这个时间节点之后, 薛侃又着手拒绝朝廷给予正式任用, 同时开始着手收拾整理行装, 然后踏上了返回故乡之路。

薛侃是来自广东潮州府的人, 回到家乡后, 他极力邀请饶平举人杨骥、杨鸾兄弟等人, 在潮汕一带兴起讲学之风。古代岭南地区狭窄, 历届科举登进士的人很少能看到岭南文人的身影, 并且制艺举业讲究“以朱子的是非为圣人传语”, 学术思想的僵化反过来致使岭南地区的读书人对科考举业愈发厌恶。

那时的科举选取士人, 除了于国家人才挑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外, 对地方的民风、民俗以及教育事业也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所以, 为了转变岭南地区愈发倾颓的学风, 薛侃着手引入恩师王阳明的心学观念, 刊印《传习录》, “用正学引导”, 使越来越多的文人聚集在潮州一带讲学, 致使潮州文风一时繁荣, 并渐渐朝着岭南及中原地区传播开来。

要特别指出的是, 在薛侃所带动起来的那种学风给予的影响之下, 潮汕地区在嘉靖那段时期出现了一位文状元, 这个人就是林大钦。林大钦在中了状元以后, 拿到了翰林院修撰这个职位, 可仅仅才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他就以母亲年老需要照顾为由请求辞官回乡, 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讲学了。朝廷多次发出召唤, 他都丝毫没有为之所动。

明朝广东籍状元林大钦画像。图源：网络

回头来讲, 异类终究是少数, 全面审视科举历经千年的历史过程当中, 士人读书的最主要目标是做官, 他们心里怀着满满的热情激情以及极大的雄心壮志志向, 明确坚定地踏入科举的殿堂, 期望展示个人才能才华, 达成实现人生抱负理想, 在“科举功名让我荣华富贵”这种思想的引导指示下, 即使就算进士们再有作为成就, 有时也很难完全彻底摆脱名利的诱惑驱使。

历经多年奋力拼搏的庶吉士张居正, 在万历皇帝即位之后, 终于是抵达了一位进士能够触及到的权力的巅峰之处, 进而成为了内阁首辅, 依据历史记载显示, 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长达十年之久, 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所有的军政大事都是由他来主持并进行裁决的, 可是呢, 张居正去世之后, 却遭到了万历皇帝的清算, 被抄了家, 幸好是免于被开棺戮尸, 作为一代改革名臣, 他身后的评价毁誉参半。

掉转头来仔细去想, 张居正那不幸结局的源头, 难道不恰恰就是他当初殷切热切去追求科举扬名的那颗初心吗? 在皇权时代, 又有谁能够逃脱科举入仕这样的一种宿命呢?

或许，士人的一切功名，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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